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下）-公益时报网
从慈善力量的构成观察，近代体育义赛推动了慈善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力量多元共治的格局。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主要依赖官方机构，民间慈善力量相对薄弱，而近代体育义赛通过整合政界、体育界、文艺界、工商界、学界等多方社会资源，出现了不同群体跨界联合办赛的现象，一场赛事常汇聚多方力量。例如1939年1月，中国新闻记者公会为筹赈难民举办的足球义赛“派伶星足球队出场，与记者足球队对抗……派出女生担任表演各种新异体操，并有男生举行各种惊人表演……劝销奖券者，则请女明星与名媛担任”。这形成了跨阶层、跨行业共同协作的社群网络，这种结构转型打破了传统慈善的阶层壁垒，加速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推动中国体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 推动中国体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有学者指出，“体育义赛表演是严肃的爱国行动”，体育义赛突破了中国传统体育的教化与消遣娱乐功能，发挥了体育在强化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南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将赛事宣传与民族救亡深度结合，赋予体育义赛更深层的意义，指出“义赛一方面可以在抗战期中站在体育的岗位做些救亡工作，一方面可以增加港澳间侨胞们的情感和团结精神”。1938年10月，星队、中青队、南华队、钟声队四团体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大公报》发出“体育界救国，不应落人后……救国要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实不容多加考虑了”的呼吁，有效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和爱国捐赠动能。全面抗战爆发后，球王李惠堂曾辗转于“广东的韶关、五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共举办了138场义赛，收入全部用于捐助救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体育义赛不仅突破了身体层面的“体育救国”，而是将体育与民族情感紧密联接，把体育义赛转变为民族主义爱国实践，完成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战略性升级。 [...]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体育义赛在慈善理念、救济范围、慈善主体、募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均与传统慈善活动有所不同，突破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如需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访问开云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